杨辉：文学批评需要持续的“自我革命”

内心始终有用世之心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你2016年入选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后来你曾说，客座研究员的经历对你而言，可以说是学术生涯最为重要的节点——“既是我由文论的研习转向当代文学评论的重要节点，也为我打开了此后数年研究的基本问题论域。当然，也差不多决定了我从事文学批评的方向——既努力接续‘传统’，也密切关注重要的时代和现实命题。”年轻一代批评家的出道，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培养机制，以及如《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等刊物对青年批评家的大力扶持。你个人是如何看待外部推力对年轻一代批评家成长的助推作用的？或者进一步说，你认为什么样的路径才是年轻批评家成长的有效路径？

杨辉（以下简称杨）：如果未来某一天我有足够的自信回顾自己的批评道路，2016年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必定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节点。它之于我个人精神和生活转折的意义，或许我目前仍未必能够全然领会。记得在一年后的离馆发言中，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为期一年的客座研究员经历使我有可能和优秀的‘同代人’在最广阔的平台上介入正在发生的文学史现场，经由互相切磋、相互砥砺，得以深入领会一种有意义的文学生活和令人神往的批评状态的真实意谓。这种批评关涉个人的喜怒哀乐、兴衰际遇，关涉悠远的文学和精神传统，最根本的，也关涉我们身处其中的复杂多元的生活世界。我们或许无力创造历史，但我们的种种努力，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历史叙述的组成部分。”入选客座前那两年，正是我苦苦寻觅适合自己的道路而不得的彷徨期。先做西方文论，后又做道家、道教研究，还写过一段时间小说，但似乎都不能让我有精神安妥的感觉。所以那一段时间左冲右突，不断尝试，直到因偶然机缘开始做当代文学研究，身心顿时因之安稳。就表面而言，似乎自己内在的准备比较重要，但我深知，外在机缘的推动和成就更为紧要。缺少这个推动力，人生道路定然不同，也得失难料。至于《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之于青年批评家的重要意义，更无需多论。你我都受惠于此，回想起来想必也都心怀感恩。

确定做当代文学以后，我比较集中地关注过优秀同行们的工作，也对他们的“成长的路径”格外留意。但相较于大多数人，我的成长道路可谓是“例外状态”，是典型的“迟到者”。好在有那么多优秀的同行可以参照学习，自己不至于离“队伍”太远。因此我想，因个人的准备、外部的机缘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成长路径必然存在着差别。只要能够成长起来，任何路径都是有意义的，同时也是“合理”的。

周：我们都应该永远心怀感恩啊。在《“大文学史”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一书的“后记”中，你谈到自己的博士后导师吴义勤教授。能谈谈吴老师对你学术上的影响吗？

杨：导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多时候是全方位的，既有言传，也有身教，甚至后者更为紧要，更能对学生的观念、人格产生更大、更为深远的影响。吴老师多年来关注的重要学术议题，比如说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批评的“及物”，等等，都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另外，吴老师也特别看重文本细读的功夫，他说，一部新作出来之后，能否写出一两万字的扎实、细密的评论文章，是考校批评功力的重要尺度。这些观点对我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还有，吴老师处理繁杂事务时的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更是让我羡慕不已。自己要出来做些事情的时候，才更体会出这种能力的难得，但只怕我无论怎样努力，也学不到吴老师十之一二。还需要提及的是，我从和师门中很多优秀的师兄师姐的交流中学到很多。这应该说也是吴老师影响的重要一种，也是“师门”这样的小的“学术共同体”的价值所在。

周：你在陕西师范大学已经是非常年轻的教授、博导了，相对那些刚入职的“青椒”，属于成功人士了。为何愿意放弃这一切去作协办刊物？据我所知，作协的待遇远远低于高校，个人成长空间也不大。另外，下一步，如果从学校到了刊物，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你的研究，你将如何规划自己的研究方向？

杨：很高兴兄能问到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袒露心迹，也顺便回应一下关心我的朋友们的同样的疑问。在做选择的过程中，确实比较纠结。倒不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那样倒比较简单，几乎是一目了然，无需反复思虑，而是我对自己未来规划的内在的“犹疑”。我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场面上热闹的人，但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似乎又不适合做这样一份工作。之所以最后做出了选择，细想起来，可能在我内心深处，始终都存在着一种类乎儒家知识人的用世之心。即不把学术仅仅视作个人的进身之阶，视作谋求自身种种现实利益的手段，而是还有着由“内圣”而至于“外王”的理想，希望在最大的意义上，能够让所学所思所想作用于外部世界。如是，单纯的书斋生活便十分有限。努力走出书斋，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可能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一些小小的出于实际利益考量的得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为了一种“理想”，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的“牺牲”可能也是必要的。聊以自慰的是，既然无所逃于天地间，那就努力切近“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的境界吧。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明白兄的意思。从“学院”到“作协”，的确不是简单的工作岗位的变化，这里面必然包含着更为复杂的问题。如兄所知，近十年来，我在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上倾注的心力，的确要多于对新的作品和文学现象“评论”的用心。而且多年来累积的学术思考，至今写出的，不过十之一二，放弃委实可惜。虽然有很多前辈和同代人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但这两者之间的分野的确也是历史性的，是有着不易弥合的“裂隙”的。极有意味的是，身在学院，既做文学史研究，同时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学者（评论家）为数不少，但相反的例证却着实难寻（当然二者之间绝无高下之分，只是方式和路径的差别）。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我也并无定见。但一个十分迫切也现实的问题的确摆在那里：一旦进入作协，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学术研究”？如果不能又当如何？对于这个问题，我目前尚无能力“规划”，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或者说见招拆招吧。

周：兄所言的“用世之心”，我能理解，同时也让我感动。虽然现在还正在办理手续，没有正式入职，但对刊物应该有了自己的思考吧。下一步，对刊物有哪些打算？

杨：首先我要说的是，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参与拥有近四十年办刊经验的评论刊物的编辑工作，接手工作之后，确实诚惶诚恐，常有临深履薄之感，生怕力有未逮，这一段时间便反复思量，多少也有些想法。《小说评论》创刊于1985年，多年间虽有因应时代语境的变化，但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对后来者而言，很好地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已经很不容易，遑论“创新”。但毕竟每一代人都有需要面对的不同的时代语境和属于自己的命题，而直面新的问题，便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观念调适。时至今日，如何在深度感应时代总体性观念之变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一些宏大的、基础性的命题，将是刊物下一步的着力点。比如说，如何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思小说观念的古今中西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如何融贯古今，会通中西，建设新的时代的小说观。当然，以此为基础，如何在促进中国古典小说概念、范畴、术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完成小说理论话语的新的创造，也是比较重要的问题。由此自然延伸出文学史观念的转换问题，亦即如何建设深具时代意义的，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史观，有效处理文学和文化的“古今中西”问题，打开赓续传统、扎根现实，也面向未来的新的文学史视野，应该说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时代紧迫性的宏大议题。刊物愿意为之努力，也希望得到学术界和评论界的支持。

周：希望《小说评论》在兄的主政下，大放光彩。第十届客座研究员聘任前夕，中国作家网请你“对即将履新的同仁说点什么”时，你给出了八个字“多元感通，精进不已”，在具体的阅读、研究中，你认为要如何做才能真正做到“多元感通，精进不已”？

杨：“多元感通，精进不已”这八个字，首先是对自己的勉励和提醒。明眼人一望便知，这话有着极为鲜明的儒家观念色彩。如果有心“寄身于文学”，以学术（文学）为志业，这八个字所持存开显的观念便十分紧要。个人所面对的独特的生命情境，以及由此情境所感发的种种思虑，如何转化为新的学术议题，是学术生命能否持久的重要一维。不仅如此，学术议题的拓展和自我生命经验的交互成就，方能打开更具意味的“学术”和“生命”空间。还如儒家对“传统”的赓续与创化的典型观念“因革损益”四字所示：作为命定的“历史中间物”，个人对其所处的历史、现实和学术思想语境的深度感应，对具体的生命情境和生命经验的感发，乃是新的，具有扎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特征的议题生产的先决条件。无此则无“新变”，自然难于“代雄”。“多元感通，精进不已”因之不仅是学术态度，更是一种生命态度，一种始终向广阔生活世界、精神的多样可能敞开的生活态度。

周：你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杨：我也常做自省的工夫，自省己过，自省自己一些观念的“来路”和可能的“去处”。2023年是我转事当代文学研究及批评的第十个年头。因自知天资鲁钝，起点也比较低，这十年间，我多少还是下了一番功夫。记得多年前读沈从文，见他在返乡的小船上校《月下小景》时说：“细细的看，方知道原来我文章写得那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我把它写得比别人认真，因此也就比别人好些的。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这段话好些年前读过之后，就一直萦绕于心，不能或忘。如果没有能力写得“比别人好些”，“写得比别人认真”却是认真写作所能达到的状态。还有“耐心”，持久的、不可动摇的耐心，不计现实利害得失、长期耕耘的耐心，也非常重要。

认真地写了十年，成绩非常有限，不敢说有突破，但变化总是有的。比如我刚开始做当代，主要关注的是贾平凹，也因对贾平凹作品与古典传统的赓续问题的思考而颇为审慎地提出融通古今的“大文学史观”，同时围绕“大文学史观”的落实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包括谈古典批评的现代转换问题，尝试梳理当代文学研究中“古典转向”的路径、方法和可能等问题，看似散乱，其实是有内在的考虑。我后来谈余华、李洱、陈彦，延续的基本还是这个思路。如此数年后，又因缘际会，写了几篇谈柳青、路遥的文章。再回头看贾平凹、陈彦，思路就与此前不同。并非有意，但写着写着，突然发现自己的想法已经悄然变化。从“大文学史观”到“通三统”，大致就是这样产生的。我思考的“通三统”，与别的学者略有不同，是指中国古典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讲话》以降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三统”的通会，显然是以当代文学为基础的思考。这其中自然包含着域外文学经验的受容问题。这些粗略的思考，置诸当代文学界可能不值一提，但对我而言，却是切己的，包含着个人生命经验甚至情感寄托的。

常在“我”上做工夫

周：你曾经长时间沉迷于道教典籍研究，细读过《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甘水仙源录》《中华道藏》等，这段对道教的研读，收获了什么？这段经历，对你当下的研究有哪些启示或借鉴意义？

杨：在为《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写作“我的批评观”时，脑海中便时常映现当年做道教研究时的一些让人终生难忘的场景。我曾在楼观台宗圣宫后院的凄凄荒草中寻觅仙真遗踪，亦于摩挲古碑（常常是被弃置不顾的残碑）之际心动不已。尤其是某一日在佳县白云观文昌阁外古柏下遥望黄河远上、大地苍茫之际，竟然生出了目击道存的大寂寞、大欢喜之感。这些体验，算不上神秘，却是对自己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的经验。当年读西方思想及文论文本时，我便对与逻各斯相对的秘索思传统心有戚戚，以为从中可以领会到与自己心性相通之处。我对道教（道家）文本的理解，大致就在这一意义上。当然，说句题外话，道教的修养工夫对我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比如读《庄子》，我的关注点很多时候就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也因此，我对“不读《庄子》秋水篇，见识终不宏阔”这样的说法大为心折。《中华道藏》皇皇四十九大卷，内中收录不少道门“玄秘”文献，我也曾用心揣摩，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但即便泛览，哪怕感觉津逮难觅，这一番功夫仍对自己的观念有着持久的、深入的影响。

如果具体到对我目前从事的工作的启发，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史料意识和史料功夫。我从未受过搜集、整理史料的学术训练，当时接受梳理楼观台历代仙真评传的写作任务之后，很是费了一番功夫。真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搜集史料、文献尽可能完备的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后来我写柳青、路遥的几篇小文，所涉议题虽非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但引发核心议题的，皆是对新史料的发掘或者对原有史料的新的解读。虽然研究的是道家道教，必然要涉及儒道释三家关系问题，因此，当时也读了一些佛家、儒家文献。回头去看，这一番阅读虽未必全然体现在谈道教人物的那本小书里，却可以说是我此后关注当代作家与古典传统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阶段对中国古典传统重要文本的阅读，后来谈贾平凹、陈彦、李洱作品的议题就很难产生，即便产生了，也不会写到目前这个状态。这应该说是更为重要的影响。

周：你说过，对道教的研究“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形塑了我的文化观念”，可以透露一下，道教在哪些方面，如何塑造了你的文化观念？这个被塑造的文化观念，对你的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又在哪里？

杨：当年读四十九卷本《中华道藏》，最令我震惊的还不是书中所载道门玄秘，而是其中所收多部儒释二家的重要典籍所呈现出的多元浑成之境。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当年“见周之衰，乃遂去”，“西迈流沙，莫知其所终”，这是《史记》的记载。后来佛道二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重要事件，便是《老子化胡说》的真伪问题。如果真如此说所载，老子一路西去，行至天竺，点化胡人，那思想史恐怕就得改写。临潼博物馆完整保存着数通北魏碑石，是典型的佛道混同时期的史料，说明其时佛道二教的分野并无后世所认为的那样大。也极有可能老子化胡说并非出自道教人物随意造作，而是佛教东传后为了有利于传播的一种权宜之计，借攀附老子以说明其说并非全然“外来”，彼时想必是颇具眼光的处理方式。这种纷争，重点还在观念的正统问题，是类乎“判教”的根本问题，其中包含着的，也不尽是思想交锋，故而强烈的排他性似乎不言自明。然而，面对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观念及其典籍，道教的处理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将其纳入自家法度。这种气象和格局教人胸襟大开。所以我说过：“《中华道藏》收入儒、释典籍且将之汇入自家法度的博大的精神融通之境，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形塑了我的文化观念。不自设藩篱，有会通之意，常在‘我’上做工夫，向内勉力拓展精神的疆域，向外则完成‘物’‘我’的辩证的互动，不断向‘传统’和无边的生活世界敞开。此番努力，论表象似近乎儒家所论之‘为己之学’，究其实当归入道门‘天’‘我’关系之调适工夫。”这种多元会通的文化观念具体表现在当代文学研究上，就是我始终警惕自一种单向度的观念中思考和处理原本复杂的问题。如果存在着一种如卢卡奇所论的观念的整体结构，我们都是在这一整体结构所划定的基本范围中完成着对世界的认知，那么这种结构也应该是总体性的、多元的，是容纳不同可能但又超越分歧的更高的“统一性”。

周：你硕士读的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是文艺与文化传播学，博士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每个阶段的主攻方向都有别，硕士和博士期间，因为专业方向，对西方文论是下过苦功夫的，最后你关注的重心又在现当代文学。从你的切身经历来看，你认为早年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学习，对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有哪些益处？或者说，先攻西学，再研究传统，最后落脚在现当代，这样的研究路径你认为有哪些优势？

杨：不敢说有“优势”，但和别的研究者的不同，应该是有的。好像是前年吧，在弋舟访谈录《商兑未宁》的分享会上，我说了一个观点，觉得在从这部访谈录中梳理弋舟的文学观时，也可以进一步追问“商兑”背后的不同主体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关切。书中的访谈，皆是二人对话。但是面对不同的对象，弋舟的反应也是不同的。会后弋舟还特别提到这个说法的意味。不知兄是否注意到，其实在当下，我们看似在同一语境下讨论同样的议题，使用的批评话语也甚少根本的分野，但每个人携带的“信息”真是千差万别，再加上绝难雷同的生活和生命经验所致之个人情感的差异，我们对同一对象，也会有不同的价值反应，要达到整体意义上的“共识”，真可谓戛戛乎其难哉！不过应该也没什么要紧，佛道二教聚讼纷纭千余年，也只是此消彼长、此起彼伏，未见得哪一方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取得最终的“话语权”。因此——还借用《周易》“兑卦”的说法，“商兑”“未宁”是极为重要的，唯有未有定见的持续的商兑，才可能抵达“介疾有喜”的状态。文学批评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商兑”，和作家创作的文本商兑，和文本所关涉的现实问题商兑，当然也和别的批评家围绕同一文本同一议题商兑。“商兑”是没有“宁”（终结）的，所以批评始终是向未定的可能性的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