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社员、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莫小不著《杭州印学史》，将从先秦至当代的与杭州有关联的印人收入其中。河脉源流，蔚为壮观。
杭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钟灵毓秀，鸾翔凤集。历代文人学士、英雄豪杰辈出。苏东坡、白居易、岳飞、于谦……他们的名字熠熠生辉。同时凭借山水文化的滋养，也出现了许多印学名人。
曾在杭州做官的米芾，被认为是文人篆刻的鼻祖；曾在杭州教书的吾丘衍，在印学理论和篆刻教学上独树一帜；更有印学史上名震天下的“西泠印派”、“西泠印风”绵延数百年，丁仁等“西泠四英”于清末在杭州西泠桥边创建了西泠印社。即便在日本入侵杭州之际，还有平民叶秋生、叶德生兄弟携一大家几代人忍饥挨饿，住在孤山上，守护西泠印社直至胜利。
杭州印界，高手云集，为什么选择了莫小不？
莫小不自己说：“我是个老杭州，也是个老印迷。”
10岁有了第一把刻刀，两头的，一头平，一头斜，至今还在。
第一块正式的石头是班主任送的，福建寿山石，2.5厘米见方，暗红色，有纹路。宝贝一样。刻了磨、磨了刻，不知多少次，最后的作品“云水寒”，被选进《浙江篆刻选》。
15岁下乡，一个铺盖，一个网兜，外加毛笔，刻刀。
为农场职工刻名章（为了领工资），刻了不知道有多少，材料，以牙刷柄为多。恢复高考，考上杭州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留校留在图书馆，喜爱的书法篆刻，一直业余着。人到中年，学校调整系科，莫小不才进了美术学院，担任书法篆刻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工作。
《杭州印学史》选择莫小不，就选对人了。他自从拿起刻刀，就没放下过。且在当年的懵懂状态中时常得到指点，比如西泠印社的李伏雨和来农场看儿子的姜东舒，杭州高人多啊。与今天经历培训、考级的孩子完全不同，站在刻字店张望的10岁孩童，至今依然张望着，古今印学。
任何艺术的起源，首先是因为实用的需要。一桩经济事务，一份契约合同，需要签名盖章，以昭明信用。玺印就此诞生。玺为皇帝之印，余者，统称印。
除了实用需要，从杭州良渚遗址出土的文物看，那些纹饰的精美繁细，也使篆刻的初现有了技术依据。
作史，往往要探寻之最，比如杭州考古学上最早的印章。秦代官印中，有一方“浙江都水”，铜质，蛇钮。都水，为总掌治水之官。另有一方“新安铁丞”，印边长2.4厘米，通高2.4厘米，铜质，鼻钮。看起来，此二方都出自浙江，甚至杭州。比如《中国印章艺术史》称：“《三国郡县表》吴扬州会稽郡下有新安县，在今浙江淳安县西。”
“浙江”可以是地名，也可以是水名。至于“新安”，古往今来的“新安”地名有很多。为避免以讹传讹，此书博采众家，经思考比对，考证一部分，也不可能全部考证，留出空间给后人修正、完善。
说到杭州印学，绕不开的是西泠印社，故此书对西泠印社用了较大篇幅。
金石书画社团最早起源于古代的文人雅集活动，进入清代，朝廷曾一度禁止结社，民国以后，雅集的风气变得更为盛行，大大小小金石书画社团不计其数，“西泠印社”为什么能被称作“天下第一名社”？
西泠印社自创社至今一百多年历史，先后有七位社长，每一位都是不同历史时期著名文化艺术大师。创立西泠印社的是四位有知识分子风骨与历史担当的江南才子，慷慨解囊捐出家产，在孤山数峰阁旁买地筑室。
1949年5月，杭州解放，西泠印社由杭州市军管会接管。此时，初创时的四位，三位已故去。1951年，沪杭两地社员经慎重考虑，决定将西泠印社房产土地捐献给国家，书画、书籍、印谱由省文管会保管。
这一明智之举，不仅保存了传统文化，还使其影响在新时期继续发扬光大。
无论多么辉煌，都怕后继乏人。
1944年，潘天寿出任杭州国立艺术院校长，为弥补国画系无人讲授治印的缺陷，利用课余时间编教材，并亲自讲授了这门课。
1959年，潘天寿再度出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三年后，文化部在杭州召开“全国高等学院文科教材会议”，潘在会上提出，为书法篆刻“免使有断种的危险，应至少在有条件的高等艺术院校中，少招几名学生来继承之。”得到高度认同。遂于1963年，浙江美院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高等书法篆刻专业。其师资之强大，可见名单：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吴茀之、朱家济、方介堪、刘江、章祖安等。
重视书法篆刻的教学传承，是本书特点。
“不必‘三绝’，但要‘四全’。”这一名言是潘天寿在制订中国画教学大纲时提出来的。“三绝”者，诗书画，对于在校学生，要达到“三绝”，不太现实；但潘老说，可以做到“四全”，诗书画印，都打好基础，日后才有攀登民族绘画高峰的可能。
好事多磨，历经十年之久，《杭州印学史》终于面世。素净封面上，吴昌硕目光沉静，凝望湖山。
